5．家事
女儿带来她的同学，正是晚饭时候，做了两个菜，加上中午的两个，也就马马虎虎对付了，我是早已吃过，看着女儿的同学吃得那么香，想着小时候像她们这么大，就是好吃，心里美美的好笑。吃完，送女儿的同学回家，还只出小区的大门，没走几步，接她的车已经开过来。女儿回去了，我陪着老婆大人散步一圈，只要我认真说话，她必定弹跳起来，声色俱厉，我还说什么呢，只好哑口无声，做一个忠实的听众，一直到开门，我都没有再说一句话。
女儿在看电视，一个人看得哈哈大笑。我走进房里，坐在电脑前，定一定神，打开电脑。
写了四篇了，该写写自己的家庭了。
清晨，尘埃都已落定，空气实在清新，街上只有赶到菜场卖菜的人们。我是一边欣赏这些来来往往的过客，一边大踏步前进。
回到家里，门已经上锁。我知道，往回钥匙都放在哪儿。我取下树勾上母亲的鞋子，摸一摸，果然在里面。打开大门，堂屋都是棉花壳，可能作夜又掰到鸡叫。桌子上还有一点儿现饭现菜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几口就扒完了。
锁好门，来到田里，母亲果然在摘棉花，小妹章平抱着侄女在田间走来走去，大妹在母亲旁边摘棉花。说起两个妹妹，初中毕业就回家务农，我知道，家里该别人一千多块钱，这在当时是一个巨额数字，大约相当于现在一个穷人该别人十万元吧，加上我又考取了师范，虽然是国家出钱，但是，车船费、零用钱总该自己准备吧，所以，我一放假，父母亲就说，要钱的人回来了。然后想方设法，卖猪卖鸡卖粮食也要为我准备四五十元钱，还找在电力局上班的叔伯哥哥给我换几十斤全国粮票，让我一个学期有零用钱花，也不饿肚子。其实，我的粮票一斤都没有用过，而零用钱，全部用来买了书。那时候买一本书，反复掂量，去新华书店几次，直到书快卖完了，营业员也熟悉了，说：“再不买，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。”这才把摸得皱皱巴巴的钱掏出来，十分不情愿地买下那本书，然后发誓，以后有了钱，一定买尽天下的好书。两个妹妹为我做了牺牲，我知道自己给家庭带来了沉重的负担，可是，我想走出农村，我想读更多的书，我想成为一名作家。
想着这些，喊了一声母亲，走进棉田，跟着摘起棉花来。我问母亲：
“嫂子怎么把孩子放到乡里来了，他们沙市棉纺厂不是有幼儿园吗？”
大妹苏梅说：
“说是三班倒，忙不过来，又想芳芳，前天都回来了的。”
一垄摘上头了，我们在田边休息，我从小妹手中接过侄女，她不再哭泣，咿咿呀呀，放到地上，牵着她的手，她真会走了。
母亲说：
“冬生已经接了明义伯的班，到工厂里上班去了。才秀伯妈叫你一回来就过去一下，说是请你帮什么忙。”
整个上午我都在想冬生的事情。我们是同一年出生，两家又是几十年的隔壁，一同发蒙，记得第一学期是我搬长板凳我们两人坐，第二学期是他搬长板凳我们两人坐，中间，他得过一次脑膜炎，一次黄疸肝炎，一年级结束，很多政治打一百分的人跳级读三年级，我的政治好像是九十二分，读二年级，而冬生的数学不及格，要留级。记得第二年报名的时候，老师叫他到一年级那里报名，他说：
“章苏宁能读二年级，我怎么就不能读二年级？”
一定要和我坐一张桌子，结果，被老师拉出去了。从此，他总是读低年级，即使我三年级留级，他还是比我低一级。
中午吃饭的时候，小弟章兵扒了两口饭就跑了，没有看见父亲，我问大妹苏梅：
“爷爷呢？”
我们管父亲叫“爷爷”，母亲接过话说：
“大队要办一个粉厂，说是让你爷爷当厂长，到外面考察去了。”
我问：
“什么粉？”
章平抢过话说：
“什么粉？吃的粉，就是豌豆做的。”
我们常常把蚕豆说成豌豆。我心里笑起来，看来，父亲还是不能忘怀共产党员的精神，想像过去那样，领导大家一起做事，现在该叫做办大队企业，和大家一起共同富裕。
我刚放下碗筷，王玉兰一瘸一拐地走进来，一屁股坐在旁边的椅子上。母亲欠了一下身，算是礼节，问：
“吃了没有？”
王玉兰说：
“气也气饱了！玉珍姐，我实在忍不下去了！真不要脸，三天两头往我屋里跑。刚才，又来了！我忍不得，只能来找你，你跟我出出主意，我该怎么办呢？”
母亲已经吃完，摸了摸嘴唇，端着那把椅子，坐到王玉兰的旁边，问：
“你告诉我，加强最近又说什么了？”
王玉兰看着门外，似乎在想遥远的心事，慢慢吞吞说：
“他和我一句话都不说，倒是我的婆老妈说他，他对他妈说：‘人没人样，田里的事不会做，家里的事也不会做，炒的菜就像猪食，煮的饭都是夹生的，屋里的东西堆得乱七八糟也不收拾。’姐，你说，我一个瘸子，那么重的东西，我弄得动吗！什么菜像猪食、饭是夹生，我怎么吃着，两个孩子怎么吃着就没有他那感觉？还不是被那骚婆娘把魂勾去了，我是怎么做都不对！”
母亲安慰她说：
“男人嘛，这个年纪，总会出一些混账事，过了这个年纪就会好的，慢慢熬……”
我不想多听王玉兰的唠叨，想着上午母亲说的话，站起来对王玉兰说：
“您坐，我出去了。”
我踱到隔壁，原蓝、冬梅和才秀伯妈正在吃饭，见我过来，让冬梅端了一把椅子，要原蓝去盛饭，我说：
“伯妈，我已经吃了，早晨回来的，过来看看。冬生没有回来？”
伯妈放下碗筷，把椅子端到我的旁边说：
“建国啊，你和冬生是朓尕朋友，从小一起长大，你得说说他。”
我们那里所说的“朓尕”一词，就是发小的意思，也就是穿衩裆裤长大的朋友，从小玩到大的朋友，男孩和女孩之间叫青梅竹马。我问：
“伯妈，他不是顶班到工厂上班去了吗，要我说他什么？”
伯妈脸色凝重起来，摇摇头说：
“上次他回来，带来两个朋友，满口‘老子’‘妈**’，一副流氓腔，穿的是喇叭裤，还烫头，就像是个二流子。你碰到他，跟他说说，劝他不要和这些人搞在一起。我怕他学坏，可是，我和你明义伯说他，他口里说好，可就是不听。我想来想去，他和你关系最好，也最听你的，你帮我劝劝他。”
这样的事情，我肯定得答应。下午，我没有去摘棉花，我决定到粮食机械厂去找冬生。
还是儿时去过粮食机械厂。记得那是我们爬拖拉机到街上看电影，结果看了几分钟停电，二生退了票之后，把我带到他爹厂里吃中饭，去了，冬生也在那里。食堂的菜里还有肉，真是好吃，只是那陶钵子蒸的饭有一种怪味道，不好闻。吃完了饭，二生冬生带我到厂里到处转，指着一些破铜烂铁说：
“这些都可以卖钱。”
他没有让我们在粮食机械厂偷这些破铜烂铁，而是把我们带到机床厂，那里有更多的角钢、圆钢，到处堆的是破铜烂铁。二生说：
“这些很整齐的钢铁不能卖，别人一看就是偷的，我们捡这些边边角角，都是废料，回收门市部的人看了就不会怀疑了。”
我们捡那些最值钱的铜片，揣在怀里，装着没事人一样，走出工厂大门，交给二生去卖，然后用卖得的钱买东西吃。
想着这些往事，不知不觉就下了堤坡，车桥厂再往前走，就到了粮食机械厂。问门房冬生在哪儿上班，门房说：
“我们厂有三个冬生，你找哪个？”
我说：
“徐红杰。”
那人摇摇头，我这才想起来，冬生进厂改了名字，叫“徐国静”。记得发蒙的时候，他爹说：“我们厂有一个小孩叫红杰，他天天吵着也要叫红杰，觉得这个名字好听，那就叫徐红杰吧。”这终究不是大名，一个人的大名是必须带上派的，这样，徐家到冬生他们这一辈就是“国”字派，他姐姐叫徐国珍，他哥哥二生叫徐国伟，他大妹妹叫徐国兰，到了冬梅，就跟我们家小弟一样，取名很随便了，就叫徐冬梅。
走到翻砂车间，只有两个人在那里找什么东西，我走近问：
“师傅，请问徐国静在上班吗？”
那人头也不抬就说：
“昨天出炉，今天我们休息。你到他的寝室看看，可能还在睡觉吧。”
我说：
“那，他住在哪里？”
那人才站起来，指一指大门说：
“你不出厂大门往右边走，有一栋四层楼的楼房，上四楼，你一问就知道了。”
我按照那人指示的方向，走上四楼，有一个女人在烧火，我走过去问：
“你好，徐国静住哪间？”
女人用锅铲指了一下旁边，我去推，门锁着，一个男人的声音在后面说：
“出去啦，一早就跟两个来找他的人走了。”
我回过头，那个男人代替了那个女人，正在炒菜，我走过去说：
“他什么时候回来？”
“这可说不准，有时候深更半夜才回来。”
我在厂门口等了很久，觉得不能再等了，就往曾埠头中学方向走去，经过黎著红的家，拐进去，想邀他一起走，他母亲说他刚走不久。